作者：葛建亚
前年元月，我89岁的老母亲病逝后，我和大妹妹整理她的遗物时，在她上了锁的五斗橱柜里，发现了母亲纳制留存的三双布鞋底，俗称“千层底”。按大小尺寸，分明是我和两个妹妹一人一双。我拿起最大的我的那双仔细看，针眼密布，针码分布均匀，数数针眼足有2000多个……
我们兄妹三人都是“五零后”，经历过新中国困难时期。那时社会物质生活总体匮乏，虽然我家条件在县城不算差，但也不宽裕，针线活儿母亲自己做。我从小穿母亲手制的布鞋，直到1972年入伍到海军，在舰艇从皮鞋、解放鞋到胶底布鞋都统一配发，就没有再穿过母亲手制的布鞋。尽管离开家乡近半个世纪了，但我还是忘不了母亲当年做针线活尤其是做布鞋时的情形。
每次做布鞋，母亲先是蹲下身把我脚按在纸上，用铅笔划一圈然后剪下，以便“放鞋样”。然后纳鞋底，用布做鞋帮。纳鞋底不容易,鞋底厚实，必须用锥子扎眼，然后再一针一线纳上勒紧。母亲纳鞋底时，中指上套一个铜制的针箍（又叫“顶针”），上面布满小坑，用来顶针尾，使手指更易发力。我曾见她纳鞋底时使劲过大，针尾滑出戳到手出血，赶紧用嘴吮去。
母亲留藏的“千层底”，是我参军后纳成的，妹妹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年，不仅我在部队有发的鞋穿，而且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做鞋的家庭越来越少，即使做也并非自纳鞋底,而是直接买橡胶鞋底和塑料鞋底，用布料剪成鞋帮子缝上。比起布鞋底，既省时省力，又抵湿耐用。“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母亲为我们兄妹纳布鞋底，并藏了几十年，可见母亲心心念念放不下呀！想起母亲病重期间要我“在家多陪陪老娘”，临终前还喊我“再见个面”，我的眼睛再次被泪水模糊了……
我整理母亲遗物后回南京时，带走两样作纪念，一是母亲用软纸逐个包上、保存完好的几十枚毛主席像章，再就是她为我纳的布鞋底和所用的针箍、线板等。这些天，看着这双厚达1.8公分的“满天星”布鞋底，我仿佛看到母亲当年在灯光下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纳制的情形，她是把对儿女的爱抚和牵挂，全部融入其中了啊！
延伸阅读
老师的一首打油诗
1972年底，我从江苏海安县中学（现为海安市高级中学）高二（2）班毕业。2018年12月，时隔46年后的同学欢聚一堂，令人感慨不已。见到当年的班主任孙贻典老师，我不由想起当年他即兴而作的一首打油诗，颇能反映那时学校教育的“奇葩”景象。
1971年，高层对动乱对教育工作带来的破坏有所反思。1972年，教育部门根据主席的指示抓教育工作，全国各地学校对教学工作有所重视。当年夏天，县教育部门利用暑期在海中举办了一次全县高中教师的教学业务培训班。培训班开班后，首先进行了一次业务测试（闭卷），其结果五花八门，很不理想。“文革”前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的孙老师被抽调参加了监考。
9月1日开学后，我听说一件事：孙贻典老师受到学校的批评。原因是他监考时，有感于不少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学的）难以完成多为基础性教学内容的试卷，有感于他们在考场的尴尬，他即兴写了一首“打油诗”——
一张白纸对蓝天，
德薄才疏真可怜。
捉襟见肘坐针毡，
不如投笔去种田。
谁知考试结果出来后，这首“打油诗”不胫而走传开了，引起学校工宣队的“关注”，于是追究孙老师歧视嘲讽工农教师的行为，把尴尬甩给了他。9月1日开学那天我听说此事，便悄悄问孙老师：“投笔去种田”是怎么回事啊？未料他竟一下子脸红到脖颈：“啊，是我世界观没改造好啊！” 我不好再问，且给自已留下了一脸尴尬……
那是个特殊的时代，尽管我们在读时，学校的氛围已与运动初期大不一样，但教师头上那顶“臭老九”的帽子仍若隐若现，尤其是对动乱前进入教师行列者。如今，国家对教育极为重视，教师的地位（包括待遇）越来越高，教师的职业优势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尊重，这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中间为孙贻典老师
少年骑木马，转眼已白头
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有这样的聚会。有道是“记得少年骑木马，转眼已是白头人”。53年前，我们十二三岁时从海安实验小学毕业。半个世纪了，物是人非，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年过花甲、年近古稀，成了爷爷奶奶时又坐到了一起。而陈老师、朱老师都已是80多岁的耄耆老人了。
这次聚会有些偶然。去年12月23号我们海中高二（2）班同学聚会，我和孙云云、解国平、陈德龙、赵玉玲参加。当晚，朱亚凤请其中实小五（3）班的同学小聚，我给陈楷老师去电，他来了。此后魏昌林、顾小铁、朱亚凤、宗永荣、解国平等就开始酝酿这次聚会。王林林在苏州也非常关心。卜承志在南京，因身体原因这次不能来，要我转达他对老师和同学的问候。解国平事先要我代表班干部讲话（我在海中同学聚会的“班长讲话”上了《今日头条》），我说小学不像中学，班干部起不了多大作用，老师重要。
我们只比新中国小几岁，经历了从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动乱、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所有进程。文革后人们说起“老三届”，总觉得那时教学质量高，底子打得牢。很少有人说“文革前的小学生”，而我们就是。
我们的命运甚至比“老三届”更坎坷。他们毕竟还像模像样地读完中学，而我们中学期间学到的东西很有限。66年小学毕业正赶上“文革”，中学停止招生搞运动，到68年我们才进初中。中学毕业后，下乡的下乡、当兵的当代兵、留城进社办厂。就是没大学上。后面工作和生活中的磨难甚至不幸都不可避免。
然而，我们又是幸运的。我们不仅见证了中国的动乱，也见证了改革开放，毕业五年后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走上复兴路。而在这过程中，我们的经历的境遇和感慨，可以反映折射时代的变迁。我们没有灰心丧气，自抛自弃，我们追踪时代，努力补回被耽误的学业，努力适应社会，为了谋生、养家和发展，奋发图强。这段人生经历很不容易，也很宝贵。相信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的经历也许都能讲上几天几夜。
我们全班50多名同学，根据这次“人口普查”，除了已故的秦进一、张建华、谢静安，其他都还活得好好的，而且大多健康快乐，这看似理所当然，其实并不容易。除了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过关，还要不得病，无车祸，更无牢狱之灾。我们不幸而又有幸，毕竟赶上现代生活，看上电视，用上手机，玩上微信、支付宝，活下去还将迎来更加智能化的生活，应该感到荣幸，感到自满足。
如今，我们这个岁数还赶回来参加小学聚会，这种心思、这份情感很不容易。现在的小学生将来能不能做到，真不好说。为什么我们能做到？“人之初，性本善”，至今童心未泯。其实，所有大人都是孩子，只要你未曾遗忘。现在的家长很重视早教，我们那时全靠学校。父母和老师都讲“从小一看，到老一半”。
小学是人生的重要起点。无论是品行还是智商，在小学阶段都能打下基础。而海安实小之所叫“实验小学”，可能与当年教育改革有关。起码有两点，给我留下了终生印象。
一是十分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
我二年级从南通转学过来后，记得班主任叫陆宝芬，每学期家访，介绍我在校的表现，以使家庭配合教育。
那时学校建有少先队，表现好才能加入。班主任时刻关注学生的品行和学习态度，尤其注重学生集体荣誉感的培养。教室里墙上贴有名人名言。每个班级都办黑板报，表扬先进，交流学习心得。我是中队宣传委员，经常写稿。
二是注重学生的兴趣培养。
学校成立了包括美术、书法、写作、音乐、象棋、乒乓球等在内各种兴趣小组，鼓励学生发展兴余爱好，比现在讲的“第二课堂”更宽泛。我参加了写作小组，并从三年级起迷上集邮。
学校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玩。我们滚着铁环上学，课间打弹子球、甩铜板、斗拐、骑马马，女生跳皮筋等，假期打弹弓、斗蟋蟀、游泳等。玩得很开心，通过玩培养兴趣，塑造心智。
总之，那时好像没有应试教育的太大压力。
我小学阶段学会了游泳、骑自行车、打乒乓球，而写作和集邮的兴趣更是伴随至今。
正因为有童趣，我们才怀念，才有今天这样的相聚和回味。
53年的别离，我们见面了，团聚了，怎能不感慨万千。同学之间不管是曾经有过辉煌，受过磨难；也不管高矮瘦胖，钱多钱少，都抽象了，剩下同学情。真的值得回忆，真的值得祭奠！为了我们逝去的青春，为了我们珍贵的友谊！
最后，祝我们的校友情、同学情不断加深并永续!祝老师和同学们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家庭幸福。
作者简介
葛建亚，江苏省海安市人。生于1954年2月，1972年入伍，1994年正团职转业。曾担任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广告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职。2014年退休。现为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级邮展评审员；江苏省集邮协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