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九月三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日。1944年的柳州机场（当时称之为柳州空军基地）是抗日战争末期一个充满战略意义和悲剧色彩的地点。它的故事与豫湘桂会战，日军称“一号作战”（日文：一号作戦）紧密相连，经历了从盟军重要基地到被日军占领并利用的剧烈转变。
柳州机场是抗战中后期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最活跃的空军基地之一。它不仅是阻击日军的空中堡垒，也是支援华中、华南地面作战的战略枢纽，更是对台湾、海南岛及日本海上运输线进行远程战略打击的前进基地。它的存在，极大地威胁了日军的行动，也因此成为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豫湘桂会战）后期阶段（即桂柳会战）必须拔除的首要目标。
一、所谓的豫湘桂会战与日军称的“一号作战”
这是在广西收集到的、一台美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产的、用于盟国空军对空中管控的频率计通信设备。这台与同样在柳州机场使用过的设备一样，在豫湘桂会战中起过重大的作用。
豫湘桂会战：包括豫中会战（1944年4月-6月，地点河南）、长衡会战（1944年5月-8月，地点湖南重点长沙和衡阳）、桂柳会战（1944年8月-12月，广西及贵州部分地区）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后期一次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战役，是1944年日军发动的这场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
“一号作战”是日本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役。它于1944年4月发动，直至1945年2月结束，历时约10个月。日军投入了空前的兵力，在日军看来“一号作战”旨在①打通一条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陆上交通线；②摧毁中国西南地区的美军空军基地；③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政府投降。
这是在柳州收集到的日军骑兵帆布水桶，底上写有“昭十八”字样，即1943年。在桂柳会战中，也有日军骑兵沿着道路或山谷快速机动，绕到中国军队防线的侧翼或后方，进行侦察、互联、骚扰、切断退路或占领关键据点，配合主力步兵的正面进攻。日军也常常使用骑兵，在国民党军队溃败时，骑兵凭借速度优势进行追击，扩大战果，给撤退中的中国军队造成巨大混乱和心理压力。
这场会战其规模是空前的：日军投入兵力约51万，是侵华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其目标也非常明确：以打通交通线和摧毁机场为核心，不以占领土地为目的，达成后即固守要点。这场会战致使中国军队惨败：国民党军队损失约50-60万兵力，丢失了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丧失了主要的工业和农业产区，遭遇了抗战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战略性失败。
这是在广西收集到的上世纪40年代盟军空军使用过的美国哈里斯收信机。1944年柳州机场在桂柳会战（豫湘桂会战的一部分）中扮演了一个极其关键且充满戏剧性的角色。它的作用在战役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从盟军的重要前沿基地转变为日军的战略工具，其得失直接影响了战局。
二、柳州机场在会战中的重大作用
桂柳会战初期，柳州机场是盟军的战略前沿基地（1944年8月前），在日军发动进攻前，柳州机场是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由陈纳德将军指挥）在中国东南部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战略地位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看，柳州机场是攻击日军的尖刀：
（一）柳州机场起到了打击日军补给线的作用：从柳州起飞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可以有效覆盖华南地区，频繁攻击粤汉铁路、湘桂铁路和西江航运等日军的物资生命线，严重迟滞了日军的后勤补给。
（二）柳州机场是支援地面部队的坚强基地：为湖南和广西境内的中国军队提供有限的空中支援、侦察和掩护。
（三）柳州机场是威胁深远目标的利剑：其作战半径还能触及台湾及印度支那（越南）的日军基地，是一个极具进攻性的前出据点。
（四）柳州机场具有强大的心理与象征意义：柳州机场的存在，象征着盟军在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和反击能力，是对抗日军民士气的鼓舞，也是对日军的持续威慑。
三、柳州机场的最终易手
到了桂柳战役中期：柳州机场沦陷是灾难性的，时间在1944年11月之后，随着日军在豫湘桂会战中势如破竹，攻陷长沙、衡阳后直扑广西，柳州机场的命运急转直下。
这是在柳州收集到的日军使用过的、由日本本土带来的硬塑饭碗，饭碗边款写有“波罗株式会社七周年纪念”金字字样，底款为金字字样的“大正五年”即1916年，小碗直径102毫米，大碗直径126毫米。在会战期间，柳州机场就成为日军的核心目标：摧毁桂林、柳州地区的机场群是日军“一号作战”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攻占柳州机场是日军柳州作战的重中之重。
1944年11月，在日军逼近柳州时，中美人员被迫对机场设施进行紧急破坏，包括：①炸毁跑道、油库、弹药库和无线电设施。②销毁或撤离无法转移的物资和飞机残骸。目的是不让任何有价值的基础设施完好地落入日军手中。
这是收集于柳州，日军士兵由日本本土带来的银圆“壹万元铂金”，背面文字为“大日本·明治八年·七两二钱”明治八年即1875年，直径86毫米。柳州机场这一标志性地标的最终1944年11月11日陷落了，柳州的沦陷，机场随之被日军占领。它的失守，标志着中国东南部盟军机场网络的彻底崩溃，盟军空军被迫后撤至昆明、成都等地，在华南的制空权暂时易手。
四、柳州机场角色的致命反转
这是在柳州收集到的日军剪报遗存物，共两百多张，由日军南进兵团带入广西，记录由华北入侵中国的大部分过程。1944年11月后日军占领柳州机场后，其作用发生了180度的逆转，这对盟军造成了巨大的战略困扰。日军夺取柳州机场后，就展现出高效的工程能力，迅速修复了跑道和基础功能，将其变为日本陆军第5航空军的前进基地。
这是在柳州收集到的日军士兵由本土带来的配铜鞘“春宫图”浮雕，铜把钢匕首，长27厘米。柳州机场易手后，就成为日军拦截盟军飞虎队B-29的桥头堡，这是其最致命的作用。从成都起飞的美国B-29超级堡垒轰炸机群前往轰炸日本本土或东北工业基地时，柳州机场正好位于其往返航线的侧翼。
日军的战斗机从此机场起飞，可以在B-29出发（载满弹药燃油）、返航（油料不足、战损）时进行多次拦截。这极大地增加了B-29机组的风险和损失，严重削弱了盟军战略轰炸的效果。日军战斗机也从柳州机场起飞，攻击昆明、贵阳等地的盟军基地，将战火引向了盟军的后方。
五、柳州机场的遭遇是整个桂柳会战乃至豫湘桂会战的缩影
柳州机场战略价值的极致体现：它的地理位址决定了其巨大的军事价值，交战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为之激烈争夺。
国民党军队溃败的恶果：柳州机场的失守并非因为它本身不坚固，而是由于正面战场的迅速崩溃，导致它暴露于敌前，无法固守。这直接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军队战斗力的低下和指挥的混乱。
柳州机场成就了敌我双方攻防转换的经典案例：一个基地从“我方最利的矛”转变为“敌方最硬的盾”，这种角色的完全反转在战争史上也不多见，其影响是战略级的。
柳州机场被日寇占领后的最终结局：直到1945年，为消除这一威胁，美军第14航空队和B-29多次猛烈空袭柳州机场，将其彻底瘫痪。日军撤退时又对其进行了二次破坏。中国军队在1945年6月光复柳州时，机场已是一片废墟。
总而言之，1944年柳州机场的作用是动态且决定性的。它先是盟军刺痛日军的“蜂刺”，后成为日军刺痛盟军（特别是B-29机队）的“毒钉”，其易手过程直接标志着该地区制空权和战略主动权的转移。
六、会战的影响
会战对日本而言：在战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暂时达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既定目标。然而，这条交通线因其漫长的战线而极其脆弱，始终未能有效运营，战略价值远低于预期。更重要的是，此次作战极大地消耗了日本本就捉襟见肘的兵力、物资和战略储备，使其在中国战场和未来本土防御上都变得更加虚弱，可谓“惨胜如败”。
会战对中国（国民党）而言：暴露了国民党军队严重的腐败、派系斗争、指挥失灵和士气低落问题。这场灾难性的失败引发了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国际社会的巨大失望，严重削弱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威信。
会战对盟国和战后格局而言：美国的罗斯福政府对此极为失望，对蒋介石政权的能力产生严重怀疑，开始考虑更多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可能性。这深刻影响了战时和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同时，由于国民党主力部队被吸引至南方，华北和华中等地的日军力量相对空虚，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的扩张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日军的“一号作战”是一场在战术上成功但在战略上失败的战役。它虽然实现了表面的地理目标，却加速了日本帝国战略资源的枯竭，并彻底暴露了国民党政权深层次的危机，反而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对抗日战争的最终进程乃至战后的中国政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中国共产党会战时期敌后的应对
与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利用日军主力南下的空虚，积极扩大根据地和军队。毛泽东提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八路军、新四军趁机发起局部反攻，为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后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
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1944年秋，中共中央做出了“向南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等主力向北江、西江方向发展，试图与广西境内的游击武装取得联系，开辟五岭（南岭）根据地。
会战初期中共中央甚至派遣了著名的八路军第120师359旅主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由王震、王首道率领，从延安远赴万里，南下湘粤赣边，准备与东江纵队会师，建立战略性的南方根据地。虽然这支队伍后来因日本迅速投降和国民党重重围堵而北返，但此举清晰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
由于会战期间日军迅速击溃了国民党在广西的军队和政权机构（桂系），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出现了巨大的控制空白。国民党政权瘫痪，盗匪蜂起，人民苦难深重，渴望有组织的力量来领导抗日和保护家园。中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
这是中共中央的长远战略：已经在为战后格局做准备了，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视野远超当时眼前的抗日。他们的真正目标是利用国民党溃败的机会，大力向华南敌后地区发展，创建新的解放区，为预计在战后发生的国共斗争抢占战略要地。
八、广西省工委的坚强执行力
中共中央南方局向广西省工委发出指示，要求“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这改变了之前以隐蔽为主的斗争策略。广西省工委迅速行动，派遣大批党员和骨干到各地，利用各种形式建立抗日游击队。这些武装的名称多样，如“抗日挺进队”、“抗日义勇队”、“抗日政工队”等，其核心领导是共产党员。
中共的策略并非在广西境内与日军进行主力决战，而是基于其长期坚持的敌后游击战战略，抓住国民党政权溃退后出现的“权力真空”，进行了一系列极具远见的政治和军事部署，其核心目标是：扩大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为战后斗争做准备。
战前，中共在广西境内的组织力量因之前“皖南事变”等反共事件的影响而非常弱小，主力武装更少。因此，它无法像在华北一样组织大规模的战斗。中共广西省工委根据上级指示（主要来自南方局），开始秘密组建游击小组，并派党员到各地发动群众。当日军入侵时，这些分散的力量开始集结。
秘密组建与渗透的主要游击活动区在桂北、桂东、桂中南、桂南、桂西等地区，由共产党人或受影响人士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例如：桂东北：建立了“临阳联队”（全称“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是当时广西境内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一支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柳州等地：也组建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武装。
这是桂柳沿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使用过的土枪，这些游击队一般不主动攻击日军坚固据点，而是进行伏击小股日军、摧毁交通线、打击汉奸政权、保护百姓等行动。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军事上击败日军，而是生存下来、扩大影响、赢得民心。
在政治上全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是中共应对策略中最核心、最成功的一环。中共党员和游击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号召“保家卫国”，赢得了大量对国民党失望的农民、知识青年的支持。他们在日军无力完全控制的地区，中共通过统战工作，改造原有的乡、保政权，使其表面应付日伪，实际为抗日服务，或者直接建立由共产党控制的抗日民主政府，俗称“两面政权”。
他们领导群众抗粮、抗丁，打击土匪，维护地方秩序，这使得中共及其武装被群众视为“自己人”和保护者，与国民党溃兵抢劫形成了天壤之别。
九、广西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中坚力量
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应对“一号作战”的方式，是其全国性敌后抗战战略的缩影。他们成功的核心不在于打了多少大仗，而在于高超的政治组织能力和深远的战略眼光。他们利用国民党的失败，将日军的入侵转化为自身发展的机遇，在华南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极大地壮大了力量，这为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的进程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在袭扰战中使用过的铜锣。游击队们一般都采用以下方式开展对敌斗争。①伏击战：在日军必经的山路、水路设伏，攻击其运输队和小股部队。②袭扰战：夜间骚扰日军据点，使其不得安宁，消耗其精力。③破袭战：破坏公路、桥梁、电话线，切断日军的交通和通讯。④锄奸战：坚决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摧毁日军的统治基础。⑤保卫家乡：帮助群众转移，抵抗日军的抢粮、拉夫等暴行。
广西省工委领导下的游击战略配合：广西的规模虽然无法与华北、华中的敌后战场相比，但广西的抗日游击战有效地牵制、消耗和扰乱了日军，配合了全国抗战的全局，为最终胜利贡献了力量。
广西省工委领导下的游击战是得到人民支持的：游击队纪律严明，保护百姓，与国民党溃兵的抢劫形成鲜明对比，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在广西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广西的游击战壮大了广西的游击区，保存与发展广西地方武装力量：通过在抗日烽火中的锻炼，党的组织得到发展和巩固，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和政治干部，积累了宝贵的武装斗争经验。
总的来说，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广西领导的游击队，是在国民党正面战场溃败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重要抗日力量。他们通过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有效地阻击和打击了日寇，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时刻的中流砥柱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