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4日傍晚，珠江口渔火点点，第四野战军前锋已抵虎门外海。一名警卫打量着对岸的灯光，轻声感叹：“要不是命令，明早就能在太平山插旗。”团长只是摆手，喃喃一句：“勒马，是更大的前进。”这个短暂对话，很快被疾风吹散，却精准勾勒出当时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全新战略重心——暂缓武力进驻，维持现状，为长远谋局。
从1946年冬到1949年秋，香港在中央决策层里的定位其实几经摇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曾把“彻底清算不平等条约”列进日程，毛泽东却同时提出“国际通道”的概念：新生政权需要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而香港恰好具备现成航线、码头与金融体系。与传统“收回失地即刻雪耻”的情绪相比，这一视角更讲究布局和节奏。
对美国的动向，中央看得尤其透彻。1949年8月，国务院公布“白皮书”甩锅蒋介石，随即酝酿经济封锁及第七舰队方案。华北作战还未结束，周恩来就告诫外交小组：一旦西方封港封岸，大陆工业原料将立刻紧张，香港这条渠道必须留下。此后潘汉年、廖承志递交两份长达万字的备忘录，核心观点出奇一致：保留香港比接收香港更能打破封锁、更能换取外汇。
必要性之外，还有可能性。英国战后实力骤减，印度、缅甸相继独立，伦敦心知香港倘若硬碰，海军难以抽身。丘吉尔虽在下野前极力兜售“远东防线”，但艾德礼内阁清楚，一旦与新中国彻底翻脸，英国在华三亿英镑资产恐将蒸发。于是1949年9月起，英国驻华代办频繁与北平联络处接触，态度柔软，暗示愿“划掉所有干涉姿态，只求保住岛口”。
毛泽东抓住这一裂隙。10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他用一句形象比喻定调：“让英国人替我们看仓库，等我们需要时再开门取货，不迟。”随即给四野下达“不得越深圳河半步”的指令，并再次强调对外宣传务必低调——此举的真正价值在于操作空间，而非口头宣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香港的独特价值瞬间呈现。联合国第84号决议冻结对华出口，香港却在短短四个月内转运约1.2万吨急需物资，其中超过七成来自英商、华商的“灰色航线”。英国远东司在内部电报里写道：“若香港贸易被迫中断，必然激怒中共，届时安全终失保障。”换言之，伦敦也被动成了“维持现状”的维护者。
然而中央并未因此掉以轻心。1951年春，周恩来约见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列出三条底线：一、涉港事务一切遵守“一切照常”；二、统一战线工作不得触发社会恐慌；三、挑动中美矛盾时，切记把英国留在可谈判的桌面。周的语速很慢，每条都停顿数秒，仿佛担心哪怕半句走漏，都会破坏那份脆弱却宝贵的平衡。
这种谨慎甚至延伸到了公开舆论。1954年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记者追问香港回收时间表，乔冠华只回答五个字：“时机未到，等等。”外媒戏称“神秘东方耐心术”。可就在同一年，香港输出到上海的纺织设备价格较世界市场低两成，且全部通过人民币结算，这批机器后来撑起华东最大的一批棉纺厂。显然，“忍”并非被动，而是主动利用。
进入1950年代末，国内部分干部提出“既有深水港珠三角自建即可”“何必容忍殖民地长期存在”。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谈话记录中回应：“香港暂留，是换取几十年和平便利的发展期。急于夺回，把口子堵上，世界市场便关上一半。”此话并未公开发表，却在原件后附了“重”字批注，可见其分量。
英国对这份“默契”亦以务实回应。1960年7月，两国就“长途电讯线路共用”签署备忘录，北京首次在技术协议里写入“香港为中国领土”字样，伦敦未做争议。对外仍沿用“租借地”说法，对内默认主权归属。历史学者罗礼士评价：“从此以后，香港在法律文件上呈现了罕见双层结构——对外殖民，对内自认中国，这正是默契的体现。”
1962年冬，逃港潮高峰。有意见主张以此为由迫英让步，中央却依旧克制。周恩来批示：“边防可阻截，宣传慎渲染，根本原因是经济差距，抢人头解决不了差距。”次年春，香港商界代表赴京洽谈羊毛配额，国家轻工部破例给了超指标的进口许可，换来次年沪宁线大批机床订单。谁在幕后操盘，这些往来无可奉告，但“互惠”二字昭然若揭。
1967年香港左派工运爆发，局势一度剑拔弩张。有人提议趁势全面接管。毛泽东的态度出乎意料地冷静：“闹得太大，我们反倒失利。让子弹飞一会儿，看英方如何收拾。”结果五个月后，英国驻港当局主动调整劳工条例，并扩大对工会合法性的承认。再次印证一个判断：不动刀枪，比动刀枪更难，也更有效。
1972年3月，中美《上海公报》发表，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同年六月，英国与中国正式升格大使级关系。按理说“主权问题”已具备开谈条件，然而周恩来依旧选择“缓”。在接见英国记者时，他解释：“要解决香港，总得有方案、有次序、有程序。若硬来，一夜之间进不了几万人，可会让几百万居民无所适从。”在场一名随员事后回忆，周恩来放下茶杯的那一刻，神情罕见凝重，“他算的不是军事，而是人心。”
此后两年，外交部港澳办公室开始秘密搜集人口、用水、土地、金融等数据，为未来谈判做准备；与此同时，对外口径仍维持“暂不急谈”。毛泽东1974年会见希思复述同样观点：“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有它的用处。”只是这回，他加了一句：“将来总得回来的。”那一年，距离条约租期届满还有23年。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978年12月，党中央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新的优先级摆在眼前：利用一切要素获取资金、技术、市场。香港在这一框架中的地位更显要。1979年4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被划为“对外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深圳被赋予“先行试验”功能。特区设立方案里有一句外界少提却耐人寻味的话——“与香港毗邻，便于吸收之”，充分说明香港被视为改革开放的“助推器”。
需要强调的是，此时的“维持现状”与三十年前相比，重心已悄然移位。建国初期侧重“破封锁”，六七十年代着眼“稳阵脚”，进入八十年代，则更看重“引资金、引人才、引制度”。战略目标随时势转变，但核心原则始终未变：香港回归必须建立在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之上。
1982年9月，邓小平与撒切尔会面，“主权问题谈判不容置疑”的方针明确提出。于是，旧日那份“暂时不动”的默契正式走到尽头。回看前后三十余年，中英双方从互相防备到相互利用，再到最终谈判，香港始终是棋盘上唯一的活子。它在不同阶段承担不同角色：是闸门、是桥梁、是窗口，也是筹码。这种灵活运用，正是新中国外交与战略思维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仔细梳理整个过程，不难发现几条贯穿始终的逻辑链：一、新中国坚定维护主权，却绝不被情绪左右；二、英国守护殖民利益，但对大国现实权力格局非常敏锐；三、两者交汇点恰在香港的经济与地缘价值，而非炮舰与军旗。默契由此产生，也因时而变。当人们惊叹于1997年7月1日零点五星红旗在维港升起，更应理解那面旗帜背后，是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精准布局与耐心等待。
延伸：默契之后的“审时度势”——回归倒计时如何布局
1983年至1990年，被称为“回归筹备期”，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第一道功课，是数据。1984年内地派出结构工程、金融、司法、公共行政等9个工作小组赴港，不公开身份，用半年时间摸清土地契约、法官背景、银行评级。手里没账本，谈判寸步难行。第二道功课，是人脉。1985年港督尤德突然病逝，何鴻燊、霍英东等红色资本系接连现身悼念，传递信号：商界愿与北京直通。第三道功课，是制度演练。1986年深圳蛇口工业区试行“港式关税”，海关用一条红线区分“内地货”与“转口货”，半年后再推“出口退税”，均为日后“一国两制”在经济层面的落实做压力测试。最后一项功课，则是民意。1987年起，新华社香港分社智库连续四次抽样调查，主题从“居住安全感”到“金融信心指数”。若无详实民意支撑，谈判桌上缺乏说服力。正是这些不被舞台灯光照到的准备工作，保证了1990年代初《基本法》草案的精准落地，也让“马照跑、舞照跳”的承诺有了现实可行性。换言之，默契只是一把钥匙，真正打开大门的，是对时局、对数据、对民心的准确拿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