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春的嘉陵江畔仍飘着细雨，河道里浮木顺流直下，这条浑黄的江水与北岸几处被炮火掀翻的田畴一起，给人压抑的错位感。就在几周前，红四方面军主力绕过了这片曾经血战过的滩涂，留下了一座几乎被搬空的川陕根据地。人们多少有些困惑：去年的反“六路围攻”，红军一口气击溃二十万川军，一时间声威如日中天，为何胜利不久却又毅然撤离？
追溯要从1932年12月说起。那时，刚刚自鄂豫皖地区突出重围的红四方面军踏进川陕边地，人数不足两万。部队跨过大巴山脉的那一夜，山风呼啸，战士们裹着单衣在岩缝里过夜，“总算活下来了”，有老兵嘟囔——这是当事人口中的只言片语，却点明了那趟西征的艰辛。可短短一年，他们就在蜀道间聚起八万劲旅。外界说这是奇迹，其实背后是一桩桩硬仗筑起的基石。
川军不是没有战斗力，只是派系林立，掣肘严重。田颂尧、刘湘、杨森彼此算计，缺乏统一意志。1933年春，田颂尧纠集三路人马向通南巴一带扑来。徐向前不盲目死守，而是用“牛皮糖”打法，先假意收缩，再猛插敌侧后。仅仅十来天，红军就让田颂尧损兵万余，川军新募的青壮溃散过半。反三路围剿就此收官，川陕根据地得以稳住第一块基石。
战斗并未偃旗息鼓。随之而来的仪南、营渠、宣达几场主动出击，让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平坝到汉中山口之间不断扩张。三个月内，红军从一万五千人狂涨到近五万人，县级政权覆盖到四十余座城镇。彼时川陕苏区的红色工厂昼夜轰鸣，十几家被征用的盐井为前线输送军需，银元、谷物和布匹集中到军工部手中，兵工厂甚至开始仿制“汉阳造”。一支脱胎于游击队的人民军，正向正规化军队的路上飞奔。
然而，这股上升的势头迅速触痛了川中军阀们的神经。1934年春，刘湘自诩“川中王”，坐镇成都，决定联络其余五路川军，再一次大规模扑向川陕边区。胡宗南则在西安磨刀霍霍，司令部里摆出了长桌地图。他一句：“川陕一日不除，西北永无宁日！”让会场气氛骤然紧绷。一场史称“六路围攻”的大碰撞，就此酝酿。
六路围攻共动用川军二十余万，号称“合围红寇，月内荡平”，旗鼓震天。徐向前权衡地形后决定主动收缩阵地，依托米仓山、光雾山的天险，摆出以退为守、各个击破之势。在万源山口，一度逼近红军心脏的田颂尧部被切割包围，他气急败坏地喊道：“再不来援，只怕我这副师长头衔就得留在山沟里！”援军未至，田部被炸得七零八落。此后，红军趁夜渡通江河，接连在红溪河、流江口设下埋伏，打得川军纷纷回撤。不足一年，反围攻收笔：歼敌八万，缴枪三万，红军自损不足其半。
胜仗震动巴蜀官场。杨森开始坐卧不安，蒋介石则嗅到插手四川的时机。一份《围剿红匪方案》从南京飞抵重庆，刘湘不敢再摆“川中自治”的架子，答应让中央军入川。胡宗南部、刘峙所部、薛岳的教导师分由广元、达县、阆中三路压迫，川军也在军事顾问团的梳理下统一了番号和指挥。至此，昔日互相内耗的川军，忽而有了中枢。
就战术层面讲，一旦敌人完成整合，原先那种“钳子夹不紧、绳子拧不牢”的状况会被逆转。红军在川陕的纵深只有大巴山、米仓山两道防线，前沿又多是河谷粮乡，一旦被对手占住，退无可退。当新的合围酝酿时，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对地图做了标注：若再固守，便是拿数万将士与数十万敌军硬拼；若东进，则尚可与中央红军在川滇交界处摆脱不利局面，重寻战机。抉择突然明朗。
军事压力只是引信，更大的难处在于民力枯竭。川北山地原就贫瘠，数月来双方拉锯，烧毁房舍，毁坏水渠，征粮缴款已近极限。根据地财政部一纸“秋征征收困难”的呈报摆在总指挥部案头：盐税跌至原来的三成，霍童煤窑停产，红军被装厂原料告急。彭雪枫算了笔账，“弹药储量仅够再打一仗，接下来就要用竹枪了。”此话虽带几分调侃，却点出实情。
情报处也收到各地交通站急电：农民夜走、土匪趁火、地方筹款难以为继。根据地卫生部库存从银元到云南白药，几乎见底；粮食周转仓的籼米堆仅剩一层薄薄壳皮。民穷、财尽——八个字被徐向前写在日记里，一笔带过，分量却沉得惊人。
局势紧绷之际，1935年1月15日，中央中革军委发来加急电，“中央红军自遵义北上，拟向川西挺进，望四方面军机动策应”。这道命令在政委张琴秋办公室开封，油灯昏黄，笔墨犹泼。指令虽寥寥，却意味着一件事：川陕苏区再无孤守可能，必须主动突围，迎接中央红军。几天后，四方面军总部正式下达《东进作战计划》，目标：强渡嘉陵江，席卷广元、剑阁，牵制刘湘，掩护兄弟部队西来。
“把枪机擦亮，再走一次远路。”邓小平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轻声说道。他当时不过31岁，声音却压过了傍晚的麻雀。于是，红军战士整顿行装，拆掉机床，焚毁文件，把无法携带的电台、压面机、印刷机悉数砸毁。川陕根据地百姓夹道相送，柴门中传出的哭声被唢呐盖过，红军战士用瘦弱的肩膀挑起粮袋，脚步却没有迟疑。
2月下旬，渡江部队悄然出动。嘉陵江水深浪急，凌晨四点，先头营摸黑攀上对岸土崖，哨兵刚惊呼“红匪来了”，机枪已哒哒开火。十数座小木舟先后沉没，却给后续部队赢得抢滩时间。一位名叫李德胜的排长脚中两弹，还死死抓着船沿，嘶声喊：“兄弟们！过了这江，天就亮了！”那夜的枪声至今仍被当地老人津津乐道。
抢占桥头堡后三天，四方面军向南攻出三百余里，逼得刘湘主力回援成都。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毛儿盖沿线破雾而来，懋功小城里两支红军纵队最终握手相认。历经多年鏖战，分别崛起于鄂豫皖、瑞金与川陕三个方向的中国工农红军，至此在雪山脚下汇成一体。川陕根据地却永远留在了身后——被炮火碾成疮痕的土地、封存于后人记忆的红色旗帜，成为这段战史最沉痛又最壮阔的注脚。
那么，红四方面军究竟为何要舍弃这块用血汗拼下的苏区？除前述军事、经济两桩显见因素，还隐藏着更深层的逻辑，那便是当时红军整体战略的转折。以湘江战役失利为分水岭，红军已认定：于固定根据地与国民党的重兵硬拼，是一场必输的消耗战；唯有转入机动战场，才能借广阔地域与灵活机动，避实击虚，最终聚合力量，北上抗日。
川陕苏区地形险峻，却也成了双刃剑。它适于守，却难以出；对方一旦不惜代价堵死山口，内部供给即刻陷入断链。徐向前后来曾自嘲：“守山沟打山沟，打赢了也出不去。”可一旦转场西北，则可与红一、红二方面军汇合，进可北上求援苏联，退可转战甘、宁大漠之间，在广阔空间里与白崇禧、胡宗南的机械化部队周旋。此番战略考量，在数月后的甘南、陕北征战中得到印证。
值得一提的是，红四方面军并非简单弃地逃亡，而是带走了大批技术骨干与工农干部，留下的除了尚能自保的游击小组，还有已经遍布大巴山脉的群众组织。这些火种随后在四川抗战爆发、中共地下党扩展中继续发芽。脱胎于川陕苏区的地方骨干，后来在解放战争湘西、川北、陕南的战役里发挥了不小作用。若从长时段去看，当年的“放弃”，反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战略转进。
从1932年那支饱经磨难的西征部队，到1935年挥师东进的八万雄师，红四方面军三年蜀道鏖战，写就了革命战争史上独具特色的川陕篇章。它的结尾似乎带着一丝仓促，可历史往往以更长的尺度衡量成败。川陕根据地的消失，是红军战略由“固守”向“流动”的必然，亦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成型的前夜序曲。
再看“五防区”里面荒草堆积的碉堡，炮眼仍在，枪声早已散尽。当地老人提起当年，总会说：“红军走后，山中还留着成片地里的谷穗，是他们给我们种下的。”胜败之外，留在土地上的，是人心，是秩序，是一股在后来岁月里慢慢扩散的力量。就这份力量，才让人理解为何红四方面军纵然舍地，也敢背水东去。
关于“通道”与“封锁”：长征中的战略退却红军长征的诸多转折点里，放弃川陕根据地只是序章。随后到来的乌蒙山回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次第铺展出“以运动抗击围剿”的全新格局。假如说中央苏区突围犹带仓促与被迫，那么在四川撤离后，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行动已明显多了从容。原因有三：
第一，统一指挥的落实。1935年7月中共中央抵达芦花会议确立“三军合编”，各方面军再无独行之可能，曾有矛盾的红一、红四方面军终于在同一张作战桌上摊开地图，吹风灯下，毛泽东与张国焘长谈至深夜，这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多头指挥的危机。统一使得兵力部署与补给路线可以通盘统筹，减少了无谓的对拼消耗。
第二，机动力的腾挪。以川陕为核心时，红军犹如困兽之斗，关山既是天险也是枷锁。长征路上虽疾苦，却有纵深可回旋，部队可以灵活选择突破口。1935年冬，红军在黑水河以北故意放缓节奏，引诱胡宗南尾随深入，再突然从扎西、会理一线折返，令敌人扑空。这种具有机动性的战略欺骗，是在川陕山地固守时所无法想象的。
第三，国际与国内形势催化。东三省沦陷、华北危急，举国抗日呼声日涨。蒋介石在外患内忧夹击下，不得不腾挪兵力北上，而继续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政治成本日增。这给红军在陕北落脚提供了窗口期，客观上证明了“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式的山区割据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向大西北走，借时局之变转危为安。
若把镜头拉长，川陕苏区的失守并未断绝当地革命的火线。留守干部依托巴山深处的天然屏障，重新拉起山林小分队，秘密输送信息与粮秣。全国抗战全面爆发后，川陕地区很快转入新的民族统一战线格局，散布在山乡的红色政权胚芽，又一次凝聚起群众。抗战胜利后，川陕游击骨干与华北、华中调来的老部队汇流，直接影响了1949年西南解放的速度。
在这里，“撤退”与“失败”并非同义词。古今中外的战争史反复说明：真正的失败是被迫停滞，真正的胜利则常常孕育在一次主动放弃之后的更大合围。当红四方面军甩下沉重的后勤包袱，踏上东进道路时，他们失去的是眼下的一隅之地，换来的却是重新布局的空间——也正是这片空间，让中国革命最终从崩溃边缘挣脱束缚，转而迎向新的战略高地。
在今天看来，1935年前后的川陕抉择是一堂教科书式的战略课：懂得进退的人，才配得上最终的胜利。那年细雨中的嘉陵江水未必知道，自己曾经承载的不只是一支军队的转场，更是一场关系民族命运的重大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