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的一个深夜，江西兴国县城外的山路上，一个瘦弱的身影正艰难地向前挪动。
月光透过稀疏的树叶洒在地上，照出斑驳的光影。17岁的谢有法拄着一根粗糙的木棍，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喘息。他的右腿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被弹片击中，虽然保住了腿，但伤口一直没有完全愈合，稍一用力就会渗出血水。
就在三天前，家乡派来的堂叔找到了在红一方面军后方医院养伤的谢有法。堂叔带来了母亲的口信：“娃儿，回来吧，家里给你备好了药，养好伤再说。”堂叔还悄悄告诉他，红军要撤离苏区了，留下来就是死路一条。
但谢有法拒绝了。
“我是红军战士，红军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他对堂叔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着坚定的光。堂叔叹了口气，从包袱里掏出几个煮熟的红薯，那是母亲特意让带来的，知道儿子最爱吃家里的红薯。谢有法接过红薯，眼眶湿润了，但他还是摇了摇头。
现在，他正赶往集结地点。医院的领导考虑到他的伤势，原本不同意他参加长征，但谢有法软磨硬泡，甚至以绝食相威胁，最终获得了批准。为了证明自己能够行军，他硬是拖着伤腿在医院里走了整整一天，直到双腿肿得像柱子一样粗。
山路越来越陡峭，谢有法的呼吸也越来越急促。突然，他脚下一滑，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尖锐的石头划破了他的手掌，鲜血立刻涌了出来。他咬着牙想要站起来，但右腿传来的剧痛让他几乎昏厥过去。
就在这时，一双有力的手扶住了他。
“小鬼，你这是要去哪儿？”一个浑厚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谢有法抬头一看，是一位留着络腮胡子的中年军人，肩章显示他是个团长。月光下，这位团长的脸上满是征战留下的伤疤，但眼神却异常温和。
“报告首长，我要归队，参加转移。”谢有法挣扎着想要敬礼。
团长按住他的手，仔细打量着这个少年：“你这腿，能走得了长路？”
“能！一定能！”谢有法的声音虽然虚弱，但充满了决心。
团长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蹲下身子：“上来，我背你一程。”
“首长，我自己能走……”
“少废话！”团长的语气不容置疑，“我们红军不丢下任何一个战友。”
趴在团长宽厚的背上，谢有法的眼泪finally还是流了下来。他想起了两年前，自己刚参加红军时的情景。那时的兴国县，几乎每个适龄青年都争着参军。全县13万人口，有5万多人穿上了红军装。他的三个哥哥都在前几年参军了，至今杳无音讯。母亲哭着不让他走，但他还是偷偷跑出来参了军。
“首长，您说我们这次转移，还能回来吗？”谢有法小声问道。
团长的脚步顿了顿：“会的，一定会的。等我们打败了敌人，就会回来。”
但两人心里都清楚，这一走，可能就是永别。
02
清晨的薄雾还没有散去，集结地已经聚集了上万人。这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的前夜，整个苏区都笼罩在一种说不出的悲壮氛围中。
谢有法被分配到了干部休养连，这是整个队伍中最特殊的一个连队。说是连队，其实更像是一个流动的医院。这里集中了大批在历次战斗中负伤的老红军、老干部，还有一些体弱多病的女同志。30多岁的连长侯政，是个经历过秋收起义的老革命，因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炸伤了左臂，才被调到这个连队。
“同志们，”侯政站在队伍前面，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我知道大家的身体都不太好，但是党需要我们，革命需要我们。这次行军会很艰苦，可能比我们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要艰苦。但是请记住，我们是红军战士，是革命的种子。只要我们活着，革命就有希望！”
队伍里一片沉默。谢有法环顾四周，看到的都是布满沧桑的面孔。他的右边是一位独臂的老战士，左边是一位瘸腿的指导员。作为整个连队最年轻的战士，17岁的谢有法突然感到了一种沉重的责任。
“谢有法！”侯政突然叫道。
“到！”
“从今天起，你担任连队文书，负责记录行军日志，保管连队的重要文件。”
“是！保证完成任务！”
当天夜里，队伍开始行动了。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只能选择夜间行军。崎岖的山路上，手电筒的光亮像萤火虫一样闪烁。谢有法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连队的花名册、党员登记表，还有一些重要指示。虽然腿伤还没好利索，但他咬着牙跟上队伍。
走了不到两个小时，队伍里就开始有人掉队了。一位患疟疾的老同志突然倒在路边，浑身发抖。谢有法赶紧跑过去，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老同志身上。
“小鬼，别管我，你快走。”老同志有气无力地说。
“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走！”谢有法说着，吃力地把老同志扶起来。
就这样，谢有法一边搀扶着伤病员，一边还要照看连队的文件。有时候实在走不动了，他就拉起二胡，那是他参军前从一个货郎那里换来的。悠扬的琴声在夜色中飘荡，给疲惫的队伍带来一丝慰藉。
“小谢啊，你拉的是什么曲子？真好听。”一位女同志问道。
“是我们家乡的山歌。”谢有法一边拉一边说，“我娘最爱唱这个。”
提到母亲，谢有法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他不知道，此时的兴国县，他的母亲正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望着红军离去的方向。老人家已经在那里站了整整一夜，直到双腿发麻，直到泪水流干。她的四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现在最小的也走了。
“娘，有法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邻居大婶劝慰道。
“会回来的，会回来的……”老人喃喃自语，但谁都听得出那声音里的绝望。
事实上，兴国县参加长征的5万多红军中，最后活着回来的不到1000人。谢有法的三个哥哥，全部牺牲在了长征路上。但此时的谢有法还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机械地迈着步子，搀扶着身边的伤病员，心里默念着：“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回去见娘。”
湘江战役打响的那个黎明，谢有法正在给一位发高烧的老红军喂水。突然，震耳欲聋的炮声响起，整个大地都在颤抖。敌人的飞机像乌鸦一样在天空盘旋，炸弹如雨点般落下。
“快隐蔽！”侯政大喊。
谢有法刚要趴下，看到那位老红军还躺在担架上。他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用自己瘦弱的身体护住老人。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爆炸，弹片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泥土劈头盖脸地砸下来。
当硝烟散去，谢有法发现自己还活着，但担架上的老红军却永远闭上了眼睛。一块弹片正中他的胸口，鲜血染红了担架。
“老刘！老刘！”谢有法摇晃着老人的身体，泪水模糊了视线。
这位叫刘德山的老红军，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就在昨天晚上，他还跟谢有法讲起自己的故事，说等革命胜利了，要回广东老家看看，要去黄埔军校故地重游。
“小谢，别哭了。”侯政拍拍他的肩膀，“把老刘的遗物收好，把他的名字记下来。总有一天，我们要告诉他的家人，他是怎么牺牲的。”
谢有法含着泪，在日志本上工工整整地写下：刘德山，广东梅县人，1934年11月28日牺牲于湘江战役……
03
湘江战役后，红军损失惨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干部休养连也从最初的200多人，减少到不足100人。更要命的是，药品几乎耗尽，很多伤员只能硬撑着。
1935年1月，队伍到达遵义。这座黔北重镇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宁静，但谁都知道，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正在召开。
就在遵义会议期间，谢有法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给参会的中央领导送文件。那是一个雪后的清晨，他小心翼翼地走进那座二层小楼。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气氛凝重。
“文件放这儿吧。”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谢有法抬头一看，说话的正是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清瘦了许多，但眼神依然犀利。他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小战士，问道：“小鬼，你多大了？”
“报告首长，17岁。”谢有法挺直了腰板。
“17岁就参加长征，不简单啊。”毛泽东点点头，“你是哪里人？”
“江西兴国的。”
“兴国啊，模范县！”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你们兴国人了不起，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临走时，毛泽东拍了拍谢有法的肩膀：“小鬼，要好好活着，革命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
这次短暂的会面，成为谢有法一生最珍贵的记忆。多年后，当他成为开国中将时，还经常对人说起这段往事。
遵义会议后，红军的命运开始转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每一次胜利都来之不易。而谢有法所在的干部休养连，始终跟随主力部队，经历了所有的艰难险阻。
最艰苦的是过草地。1935年8月，当队伍进入川西北草地时，谢有法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生死考验。
茫茫草地，一望无际。表面上绿油油的草皮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泥潭。稍不小心踩错地方，人就会陷进去，越挣扎陷得越深。粮食早就吃完了，大家只能吃野菜、啃树皮，甚至煮皮带充饥。
“小谢，来，把这个吃了。”侯政递给他一小块像石头一样硬的东西。
“这是什么？”
“青稞饼，我省下来的。”
谢有法知道，这可能是连长最后的口粮了。他摇摇头：“连长，您吃吧，您的身体……”
“少废话，这是命令！”侯政板起脸。
谢有法只好接过来，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那青稞饼硬得硌牙，但在当时却是救命的东西。他舍不得一下子吃完，每天只吃一点点。
第三天，一位叫王秀英的女同志倒下了。她是个南昌起义的老战士，肺病已经很严重了。临终前，她拉着谢有法的手说：“小谢，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我一定做到。”
“如果你能活着出去，去南昌看看……看看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起来没有……”
王秀英的话还没说完就咽了气。谢有法把她的遗言记在本子上，同时记下的还有她的遗物——一枚用红布包着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章。
草地上的第七天，连队遭遇了最大的危机。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席卷而来，鸡蛋大小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没有任何遮挡物，大家只能用背包、衣服护住头部。
“快！围成圈，保护伤员！”侯政大喊。
谢有法和几个还能动的战士立刻围成人墙，用身体为伤病员挡住冰雹。冰雹打在背上，疼得钻心，但没有一个人退缩。
冰雹过后，又下起了大雨。草地本来就泥泞，现在更是寸步难行。一位患痢疾的老同志实在走不动了，跪在泥水里说：“你们走吧，别管我了。”
“不行！”谢有法二话不说，背起老同志就走。
他一脚深一脚浅地在泥潭里挣扎，几次差点摔倒。其他战士见状，轮流来背。就这样，硬是把老同志背出了草地。后来这位老同志成为了新中国的省长，每次见到谢有法都要深深鞠躬。
1935年10月，当谢有法踉踉跄跄地走出草地，看到若尔盖的蓝天白云时，他突然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出发时的200多人，现在只剩下不到50人。那些倒在路上的战友，那些永远留在雪山草地的英魂，让这个18岁的少年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革命，什么叫牺牲。
“哭够了就站起来。”侯政拍拍他的肩膀，“我们还要继续走，要替那些倒下的同志走完这条路。”
谢有法抹干眼泪，站了起来。他打开随身的背包，里面除了连队的花名册，还有厚厚一叠遗书和遗物。每一件都代表着一个生命，一个故事。他发誓，总有一天要把这些东西交到烈士家属手中。
04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谢有法作为干部休养连的文书，亲眼见证了这个历史性时刻。
会师大会上，当三个方面军的旗帜同时升起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很多老战士相拥而泣，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江西出发时还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现在却已经白发苍苍。
“小谢，你看到了吗？我们胜利了！”侯政激动地说，他的独臂在颤抖。
“看到了，连长。”谢有法的声音哽咽了。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谢有法的视线里。那是一个瘦高的青年，虽然满脸风霜，但谢有法还是一眼认出了他。
“二哥！”谢有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人转过身，愣了一下，随即大喊：“有法！真的是你！”
兄弟俩紧紧拥抱在一起。原来，谢有法的二哥谢有财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活了下来。
“大哥和三哥呢？”谢有法急切地问。
谢有财的脸色暗了下来：“大哥在湘江战役牺牲了，三哥……过草地时没能撑过去。”
两兄弟相对无言，泪水模糊了视线。在这场伟大的长征中，兴国县牺牲了4万多人，谢家四兄弟，只活下来两个。
会师后不久，谢有法被调到抗大学习。1936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要用一生来实现对党的誓言，为了那些倒在长征路上的战友，为了千千万万还在受苦的人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谢有法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1939年，他主动请缨去山东敌后抗日。临行前，组织上安排他回了一趟延安，在那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李桂英。
李桂英也是江西人，15岁就参加了红军，是妇女独立团的战士。长征中，她所在的妇女独立团几乎全军覆没，她是少数幸存者之一。两个有着相似经历的年轻人很快相爱了。
“桂英，等打完鬼子，我就娶你。”谢有法认真地说。
“谁稀罕嫁给你。”李桂英红着脸说，但眼里满是幸福。
然而，战争年代的爱情总是充满离别。谢有法去了山东，李桂英留在延安。这一别就是三年。期间，谢有法参加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斗，多次负伤。最危险的一次，日军的刺刀距离他的心脏只有一寸，若不是战友及时赶到，他早就牺牲了。
1942年，谢有法和李桂英终于在山东抗日根据地重逢并结婚。婚礼很简单，就是请战友们吃了顿地瓜，但两人却觉得无比幸福。新婚第三天，谢有法就要带队执行任务。
“有法，你要小心。”李桂英给他整理着军装。
“放心吧，鬼子还要不了我的命。”谢有法故作轻松。
“我等你回来。”
“一定。”
这样的离别，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真正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05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已经是第九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谢有法，再次踏上征程。
临行前，李桂英已经怀孕7个月了。她拉着丈夫的手说：“有法，我和孩子等你回来。”
“放心，这一次，我一定平安回来。”谢有法亲吻了妻子的额头。
然而，当部队开进朝鲜，谢有法才发现，这场战争的艰苦程度丝毫不亚于长征。
1950年11月，长津湖战役打响。这是谢有法军旅生涯中最惨烈的一战。
零下40度的极寒天气，志愿军战士们穿着单薄的棉衣，在冰天雪地里与装备精良的美军作战。很多战士的手脚都冻坏了，枪栓都拉不开，手榴弹的拉环都拽不动。
“政委，前线三连整整一个排的战士，都冻成了冰雕。”通讯员哭着报告。
谢有法的心如刀割。他立即组织政工干部到前线慰问，自己更是冲在最前面。他脱下自己的棉衣给冻伤的战士，把仅有的一点白酒让伤员御寒。
“政委，您这样会冻死的！”警卫员劝阻。
“战士们连命都可以不要，我这点棉衣算什么！”谢有法说着，又脱下了棉鞋。
在一个叫死鹰岭的高地上，谢有法见到了一个永生难忘的场景。一个连的志愿军战士，保持着战斗姿态，全部冻死在阵地上。他们的枪口依然对准敌人来的方向，仿佛随时准备战斗。
谢有法走到一个年轻战士面前，这个战士看起来不过十八九岁，和当年长征时的自己差不多大。战士的怀里，还揣着一封没有寄出的家书。谢有法小心地取出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
“亲爱的妈妈：儿在朝鲜一切都好，请您不要挂念。等打完美国鬼子，儿就回家看您……”
信没有写完，墨水已经冻住了。
谢有法的眼泪瞬间决堤。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那个在兴国县村口苦等了16年的老人。1946年，谢有法第一次回乡探亲，母亲已经认不出他了。老人家摸着他满是伤疤的脸，哭了整整一夜。
“孩子们，你们都是英雄！”谢有法对着冰雕连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第九兵团伤亡惨重，但最终还是把美军王牌陆战一师打得溃不成军。战后统计，歼敌1.5万余人，这是谢有法军旅生涯中最辉煌的战绩之一。
06
1951年春天，第四次战役打响。谢有法率领的部队面对的是美军、英军、土耳其军等5个师旅的联合进攻。敌人有飞机大炮，而志愿军只有血肉之躯和钢铁意志。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谢有法亲自到最前沿阵地指挥。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弹片击中了他的左肩，鲜血立刻染红了军装。
“政委，您受伤了！”警卫员要扶他下去。
“这点小伤算什么！”谢有法撕下一块布简单包扎了一下，继续指挥战斗。
就在这时，通讯员跑来报告：“政委，三营被敌人包围了！”
三营是全团的尖刀营，营长赵大海是谢有法一手带出来的兵。听到这个消息，谢有法立即决定亲自带队营救。
“政委，太危险了！”参谋长劝阻。
“废什么话！通知一营，跟我上！”
谢有法带着一个营的兵力，趁着夜色向敌人发起突袭。他们像长征时期的红军一样，用最原始的方式——刺刀和手榴弹，硬是在敌人的包围圈上撕开了一个口子。
当谢有法见到浑身是血的赵大海时，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哭了：“政委，我给您丢脸了。”
“说什么呢！活着就是胜利！”谢有法紧紧抱住他。
这次战役，谢有法指挥部队歼敌1.5万余人，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奇迹。战后，彭德怀亲自接见了他：“有法同志，你们打得好啊！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谢有法回到祖国。在鸭绿江边，他回望朝鲜的山山水水，心情无比复杂。三年战争，他的部队牺牲了上万人，其中很多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战士。
“政委，我们还会回来吗？”身边的参谋问。
“不会了。”谢有法坚定地说，“我们用鲜血和生命，就是为了不让战火烧到祖国的土地上。”
07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38岁的谢有法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开国中将之一。
授衔仪式上，当毛泽东亲手给他戴上中将肩章时，谢有法激动得浑身颤抖。毛泽东认出了他：“小鬼，我们又见面了。”
“主席，您还记得我？”谢有法不敢相信。
“当然记得，遵义会议时那个兴国来的小文书嘛。”毛泽东笑着说，“20年了，你从一个小战士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不容易啊。”
“这都是党的培养，是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谢有法的眼睛湿润了。
授衔后，谢有法先后担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副政委、政治学院政委等职。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保持着长征时期养成的作风——与士兵同甘共苦。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谢有法把自己的粮食配额让给战士们，自己却饿得浮肿。李桂英心疼地说：“你这样会把身体搞垮的。”
“比起长征时吃树皮草根，这算什么。”谢有法笑着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谢有法因为坚持原则，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自己却遭到批斗。造反派把他关在牛棚里，让他写检查。
“谢有法，你要老实交代你的问题！”造反派头子恶狠狠地说。
“我没有问题可交代。”谢有法平静地回答，“我这一生，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牺牲的战友。”
最艰难的时候，李桂英偷偷来看他，带来了一个窝窝头。两个老人相对无言，只是紧紧握着彼此的手。
“有法，你要坚持住。”李桂英说。
“放心，我经历过长征，经历过抗战，经历过朝鲜战场，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
1969年，谢有法终于获得平反。当他重新穿上军装时，已经52岁了。但他没有一句怨言，立即投入到部队建设中。
08
1975年，谢有法被任命为南京军区政治学院政委。上任第一天，他就提出要去基层连队调研。
“政委，您刚到，先休息几天吧。”秘书劝道。
“革命不能休息。”谢有法说，“我要了解战士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
在一个新兵连，谢有法看到一个小战士在偷偷抹眼泪。他走过去问：“小同志，想家了？”
小战士看到将军，吓得立正敬礼：“首长好！我……我……”
“别紧张，坐下说。”谢有法拉着他坐下，“你多大了？哪里人？”
“报告首长，我18岁，江西兴国人。”
听到“兴国”两个字，谢有法愣住了。他仔细打量着这个小战士，仿佛看到了43年前的自己。
“你叫什么名字？”
“刘小军。”
“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个奶奶，80多岁了。她总跟我说，我们家有个爷爷参加了红军，再也没回来……”
谢有法的心猛地一震：“你爷爷叫什么？”
“刘德山。”
刘德山！就是那个在湘江战役中牺牲在自己怀里的老红军！谢有法激动得站了起来。
“政委，您怎么了？”秘书问。
谢有法没有回答，而是快步回到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布包。那里面装着他珍藏了40多年的遗物。他翻了又翻，终于找到了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枚南昌起义纪念章和一张泛黄的照片。
“小刘，你过来。”谢有法把刘小军叫到办公室，“这是你爷爷的遗物。”
刘小军接过纪念章，眼泪夺眶而出：“政委，您认识我爷爷？”
“岂止认识。”谢有法哽咽了，“你爷爷牺牲的时候，就在我怀里……”
那个下午，谢有法给刘小军讲了整整4个小时，讲他爷爷的故事，讲长征的故事，讲那一代人的理想和信念。
从那以后，谢有法开始了一项特殊的工作——寻找烈士遗属。他利用一切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那些在长征中牺牲的战友的家人。到1985年，他一共找到了127位烈士的遗属，把保存了几十年的遗物一一送还。
每找到一位烈士遗属，谢有法都会亲自登门。他会详细讲述烈士牺牲的经过，会把烈士说过的话一字不差地转述。很多遗属抱着他痛哭，而他也会陪着一起流泪。
“谢将军，谢谢您，谢谢您还记得他们。”一位烈士遗孀拉着他的手说。
“应该谢谢的是我。”谢有法说，“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一切。”
09
1985年，谢有法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没有选择安享晚年，而是开始了新的“长征”——到全国各地作报告，讲述长征故事。
“年轻人需要知道，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他对李桂英说。
李桂英理解丈夫：“去吧，这是你的使命。”
10年间，谢有法走遍了全国所有的省份，作了上千场报告。每一场报告，他都会带上那本保存了50多年的日志本，上面记录着牺牲战友的名字。
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一个学生问：“谢爷爷，长征那么苦，你们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谢有法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牺牲是有意义的。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人民会站起来，不再受欺负，不再挨饿。现在你们看到了，我们做到了。”
全场掌声雷动，很多学生都流下了眼泪。
1990年，谢有法73岁了，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医生诊断他患了帕金森症，建议他休息。但他依然坚持外出演讲。
“将军，您的身体……”秘书担心地说。
“我的时间不多了，能多讲一场是一场。”谢有法颤抖着说。
1994年，长征胜利60周年前夕，中央电视台要拍摄一部纪录片，请谢有法做顾问。摄制组提出要重走长征路，77岁的谢有法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李桂英急了：“你这把老骨头，经得起折腾吗？”
“桂英，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走长征路了，让我去吧。”
看着丈夫恳求的眼神，李桂英心软了：“那我陪你去。”
“不行，你的心脏不好……”
“要去一起去，要死死在一起。”李桂英的语气不容置疑。
就这样，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再次踏上了长征路。在湘江边，谢有法跪在地上，对着滔滔江水磕了三个头：“兄弟们，我来看你们了。”
在遵义会议会址，他指着二楼的窗户说：“毛主席就是站在那里跟我说话的。”
在泸定桥，他颤颤巍巍地走上铁索桥，仿佛又回到了60年前。
在雪山脚下，他们遇到了一位藏族老人。老人认出了谢有法：“您是谢将军吧？60年前，您给过我爷爷一块银元买粮食。”
谢有法愣住了，他不记得这件事了。但老人拿出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写着：“红军谢有法，借粮一斗，付银元一块。”
“我爷爷临终前说，一定要找到这个红军，要报恩。”老人说着，拿出一包糌粑，“这是我们全村人的心意。”
谢有法接过糌粑，老泪纵横。
10
1995年初，谢有法的病情急剧恶化。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开始安排后事。
“桂英，我死后，把我的骨灰撒在长征路上。”他握着妻子的手说。
“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李桂英强忍着泪水。
“还有，把我所有的抚恤金都捐给希望工程，让山区的孩子们能上学。”
“好，都听你的。”
5月的一天，谢有法突然精神了许多。他让秘书把他扶到窗前，看着外面的阳光。
“真好啊，和平真好。”他喃喃自语。
突然，他像是看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笑容：“老刘，老王，小李……你们都来了……等等我，我们一起走……”
1995年5月27日，开国中将谢有法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追悼会上，来了很多人。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老战友，有他资助过的学生，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群众。
刘小军，当年那个兴国籍的小战士，现在已经是一名团长了。他在谢有法的遗体前长跪不起：“政委，您走好。没有您，我不会知道爷爷的故事，不会懂得什么是信仰。”
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颤巍巍地走到灵前。她是王秀英的女儿，手里拿着母亲的遗像：“谢伯伯，我妈妈在天上等您很久了。她让我告诉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好了，很气派。”
按照谢有法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分成了几份，分别撒在了瑞金、遵义、泸定桥、草地和长津湖。李桂英亲自护送骨灰，每到一处，都会说一句：“有法，你回来了。”
在兴国县，当地政府为谢有法立了一座纪念碑。碑文上写着：
“谢有法将军，兴国人民的好儿子。他用一生践行了共产党人的信仰，从江西的红土地走到朝鲜的长津湖，从少年到将军，初心不改，英名永存。”
谢有法的老家，那棵百年大樟树依然挺立。每年清明，都会有人来这里祭奠。他们中有谢家的后人，有当地的学生，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
人们记住的，不仅是一位将军，更是一个时代，一种精神。
正如谢有法在最后一次演讲中说的：“我这一生，经历了长征，经历了抗战，经历了解放战争，经历了抗美援朝。我见过太多的牺牲，也见证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如果你问我，这一切值得吗？我会告诉你，值得！因为我们的牺牲，换来了今天孩子们的笑脸；我们流过的血，浇灌出了今天的盛世中华。”
2015年，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谢有法的外孙女谢晓燕，一位历史学博士，出版了《爷爷的长征》一书。书中收录了谢有法保存的所有日记和信件，还有100多位烈士的故事。
在后记中，她写道：
“爷爷走了20年了，但他的故事还在流传。每当我翻开他的日记，看到那些工整的字迹，那些牺牲战友的名字，我都会泪流满面。爷爷这一代人，用他们的青春和生命，为我们打下了江山。作为后来者，我们能做的，就是记住他们，传承他们的精神，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
爷爷，您安息吧。您和您的战友们没有白白牺牲，你们的理想正在实现，你们的信仰正在传承。那条你们用脚步丈量的长征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而新的长征路上，有我们在继续前行。”
故事的最后，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谢有法。
记住的还有刘德山、王秀英，还有千千万万个倒在长征路上的无名英雄。
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的精神永远不朽。
他们用信念和牺牲告诉我们：
什么是理想，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参考资料来源】
《红军长征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志愿军第九兵团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兴国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开国将帅传》（第三卷），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长津湖战役亲历者口述》，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谢有法将军家属提供的个人回忆材料中央档案馆相关解密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