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后，英国派出了大约1.4万名士兵，包括三个旅的兵力，还有21艘战舰和80多架飞机，参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行动，是除美国之外派遣部队最多的西方国家。
英国参与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维持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但这其实反映了“大英帝国”在战后国际局势中的尴尬地位。
当时的首相艾德礼虽然对美国的远东政策有不同看法，但在杜鲁门政府的压力下，他还是不得不妥协。但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手上握着一个大把柄，这个把柄在中国的新中国手里。
香港，位于南海之滨，与中国大陆只隔了一条深圳河。作为英国在远东的“皇冠明珠”，香港也是帝国最后的遮羞布。不过，香港的经济命脉却与大陆紧密相连，可以说“香港乱不乱，新中国政府说了算”。
1949年10月，解放军攻占广东时，四野的战斗力很强，如果华南局一声令下，几个小时内就能扫平香港的英军。但解放军并没有行动。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街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那时候的香港还保留着许多老香港的韵味，街道两旁是各式各样的小店，卖着小吃、杂货和日常用品。人们穿着朴素，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生活的烟火气息。那时的香港，既有着传统的古朴，又带着新兴的活力，仿佛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记录着那个年代的独特风情。
根据毛主席等领导人的深思熟虑，决定暂时不收回香港，一方面是为了在新中国遭受西方封锁时，保留一个与西方交流的通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制约英国，防止他们完全听从美国，与中国对立。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港英殖民政府的官员们陷入了困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香港对内地的贸易占其总贸易量的37%，其中，从大陆输入的粮食和日用品占香港民生需求的60%以上。
美国主导的全面禁运政策，其实把香港逼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如果严格执行禁运，香港可能失去作为转口港的地位；如果采取一些应付手段，又可能遭到美国的制裁。
这种矛盾在1951年5月联合国对华禁运决议通过后达到顶峰。港英当局被迫颁布《进出口（战略物品）规例》，但暗中保留了“例外许可”制度。
当年的香港英国官员心里明白：“我们得在华盛顿的压力和香港的实际状况之间小心翼翼地平衡。”根据档案记录，1951年至1953年期间，香港对大陆的“非战略物资”出口量反而增长了23%。
抗战胜利后，香港的码头又恢复了生机。
包括纺织品、药品、钢材、汽油、煤油、柴油以及五金、麻包等“灰色物资”，通过复杂的报关程序不断向北方输送。
一些商船为了逃避监管，通过关系拿到了所谓的“特别通行证”。这些船在夜间离开港口后，会关闭定位设备，沿着大屿山西边的一条隐蔽航道悄悄驶向澳门。港英政府的海事部门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这种行为。
由于香港的限制，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凭借其中立地位，成为了突破贸易禁运的重要据点。澳葡政府巧妙地利用《中葡友好通商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将贸易管制的标准定为“非军事用途物资”。
这种政策的模糊性催生了一个独特的贸易环境。1951年，澳门注册的贸易公司数量急剧增加。南光公司、南华公司等中资机构通过隐秘的控制布局，构建了一个覆盖东南亚的采购网络。
南光公司就像个隐藏得很深的高手，它的运作方式非常低调，堪称低调行事的标杆。公司的澳门总部就藏在一条普通的街道上，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这个地方一般人根本不会注意到。靠着何贤、马万祺这些爱国商人的人脉关系，公司悄悄建起了三个完全独立的运作系统。
何贤，人们常称他为澳门的“幕后掌权者”。
采购团队使用“南洋贸易行”的名字与供应商打交道，运输团队则通过“广昌船务”安排船只，而结算团队则借助澳门的银行处理境外的资金结算。
为了躲避检查，重要的物资常常采用“二次包装”的方法。比如，将五金工具标示为“农具配件”，抗生素则伪装成“鱼肝油制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这一场商业斗争里，霍英东的创业经历就像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出身于疍户家庭的霍氏家族，曾多次遭受海上灾难的打击。1923年，一场台风夺走了霍英东两位哥哥的生命，而到了1930年，当他的父亲去世时，全家只剩下几件破旧的渔具。
霍母刘氏带着三个孩子上岸后，在湾仔坚尼地道搭棚居住，靠替人缝补衣服维持生计。但说得好，患难出英雄。小小年纪的霍英东在皇仁书院半工半读时，就已经展现出商业天赋。他在学校承包汽水销售，通过“买十赠一”的策略，每天能卖出上百瓶汽水。
抗战胜利后，霍英东用卖母亲首饰得来的几百港币起家，买了一艘没有动力的小帆船开始做海上运输。朝鲜战争爆发时，27岁的霍英东刚刚组建了“信德船务”。
霍英东与他的第一位夫人吕燕妮
他凭借对海洋情况的了解，最先发现了澳门的贸易机会：从新加坡买来橡胶，通过马六甲海峡运到香港，然后把这些货物装上渔船，在夜间航行到澳门。每次航行都能赚到三倍的利润。
后来，霍英东的运输生意扩展到了柴油。由于柴油比水轻，装载柴油的船吃水较浅，航行在海上时，别人很难看出船里装的是什么，这在当时东南沿海局势不太稳定的情况下，相对更加安全。
为了应对海上可能出现的风险，霍氏船队创新了一种“三船联保”的方法。在这个方法中，领航船配备了望远镜来侦察前方的情况，运输船则装上了加固的钢板以增加安全性，而护航船则配备了武装人员来保护船队。
起初，霍英东并不清楚，他运送的橡胶、柴油等物资，其实主要的买家是被我党华南局掌控的“南光公司”。
霍英东因为多次运送“禁运”物资，价格公道，到货及时，所以引起了南光公司负责人的注意，并被列为可靠的合作伙伴之一。
从左至右：马万祺、柯正平、陈浩然、何鸿燊
运输这些稀有物资的航线总是充满了挑战，霍英东的船只因为运输的货物特殊，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还勾结港英政府，把霍家的一艘货船炸沉了，以此表示警告。
有一次，一艘货船不幸被殖民政府的巡逻船撞沉，损失巨大。然而，那时的霍英东已经清楚自己的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但他依然坚定地继续前行。
面对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的阻挠破坏，霍氏船队把传统帆船改造成了混合动力，保留风帆作为伪装，实际上依靠改装的美国GMC发动机驱动。
货舱的设计非常巧妙：底部有两个隔层，可以通过往里面注水来调整船只的吃水深度，这样可以让船在水中的位置更灵活。另外，夹层里填充了软木，这样如果发生意外沉没，船体还能保持一定的浮力，增加安全性。
最巧妙的是可移动的货仓系统，船员把货物装进可以拆卸的铁箱里，遇到检查时能迅速沉到事先定好的海底位置，等到安全后再捞上来。
1949年的港英警察和国民党士兵
这项技术革新让霍氏船队的运输效率提高了三倍。在1952年的高峰期，他们的船队每个月能完成20个航次，承担了澳门转口贸易15%的运输量。
南光公司的记录显示，霍英东在1951年至1953年间，总共运送了5000吨橡胶、1.2万吨钢材以及400多箱药品。这些物资在天津港卸下后，通过铁路秘密运往丹东前线。
对付那些正常做事的人还好说，可要是碰上那些什么手段都用的坏家伙，那可就麻烦了，一不小心连命都可能保不住。
在从香港到澳门约60海里的珠江口水域上，曾经被外来势力分割的这片海域，如今活跃着三股力量：挂着英国国旗的港英巡逻船、涂有国民党标志的炮舰，还有被称为“大天二”的一些亡命之徒。
这些由国民党败军、海盗和黑帮组成的武装团伙，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群，在水路上随意抢劫。
50年代的澳门，是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时候，澳门是连接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地的门户，有很多船来来往往。人们可以在这里购物、吃美食，还能看到许多外国的建筑和文化。那个时候，澳门的居民大部分都是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他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小岛上。虽然生活条件比现在差，但是人们非常友好，大家相处得很融洽。那时候的澳门，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国际社区，充满了多元文化和活力。
他们装备着美国援助的M2重机枪和日本制造的鱼雷艇，连港英的水警都得让路三分，而澳葡当局更是敢怒不敢言。
1950年冬天的一个早晨，霍英东亲自押送一艘载有钢管的货船从香港出发前往澳门。然而，在航行到半路时，这艘船被一伙来历不明的武装分子拦截了。
对方装备特别厉害，快艇的速度比货船快得多。要是惹怒了他们，不仅货物保不住，连命都有危险。霍英东心里明白，这个时候硬拼不是明智的选择，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帮海盗把船上的钢管全都抢走。
随后，霍英东通过自己的关系得知抢劫货船的正是“大天二”。他不甘心吃哑巴亏，决定亲自前往澳门搜集证据，向当时的殖民当局举报对方。
他到了澳门之后，四处查访，没多久果然发现有人在码头出售钢管，正是自己之前被抢的那批货物。
霍英东年轻时是一位充满活力和干劲的年轻人。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就知道生活的不易，也早早地明白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他脑子灵活，眼光独到，总能抓住一些别人忽视的机会。那时候，香港的经济刚刚起步，各行各业都在快速发展。霍英东抓住了这个时机，从摆小摊、做小生意开始，一步步积累资本。他特别喜欢冒险，但又非常谨慎，总是在深入了解市场和风险后再做决定。他的性格中有股不服输的劲头，遇到困难从不退缩，而是想办法解决。霍英东还特别注重学习，尽管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但他通过自学和请教别人，不断充实自己。他不仅懂生意，还对政治、文化等领域都感兴趣，这让他在后来的事业发展中有更深的见解。年轻时的霍英东不仅是位商人，还热心公益，常常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他的这份善良和责任感，为他后来的人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凭借这些品质，他一步步从一个小商贩成长为一名备受尊敬的企业家。
那时候霍英东才27岁，年轻气盛，什么都不怕。他立刻上前理论，并表示要去澳门警局举报这些人。
没想到对方竟然不为所动，不仅不害怕，反而叫卖得更起劲了。霍英东大怒，正要过去动手，突然听到后脑勺传来勃朗宁手枪特有的击锤声响。
霍英东一惊，感觉到枪管缓缓沿着脊背移向脖子，身后那人冷笑一声说：“再吵我就毙了你。”
在香港和澳门，社团林立，帮派众多，街头经常发生仇杀事件。每当这时，总会有人当街被枪打死。霍英东知道自己现在处境危险，只好默默退出人群，不再参与。
回到酒店后，他怎么也想不通，心里憋着一股气，于是去澳门警局报了案。没想到，澳门的警察比他还怕国民党的势力，只是随便应付了一下，之后就没了下文。
